「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！」很多成長在台灣的人，對這句話一定很熟悉。多年來，我仍不確定這句話的精準度，但經驗告訴我，「學琴的孩子一定可以很叛逆！」

    　上周，我在倫敦便看到了兩百名可以絕對叛逆的年輕音樂家。

    　這兩百名來自南美洲委內瑞拉、年齡從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組成的「西蒙波利瓦」青年交響樂團（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），是當前全球最紅交響樂團之一。「西蒙波利瓦」青年交響樂團的指揮杜達莫（Gustavo Dudamel）十歲加入樂團，如今才二十七歲，已是世界級明星指揮家。「西蒙波利瓦」青年交響樂團兩年前參加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夏季音樂會（Proms），古典放肆，驚豔全場。這次他們到倫敦南岸中心（Southbank Centre）演出的門票，十個月前早已銷售一空。

    　「西蒙波利瓦」青年交響樂團紅遍全世界，炙手可熱的程度，令人難以置信。歐美輿論稱其為「古典樂的現代救星」。而在這個事實的背後，這些自認在發展程度上比拉丁美洲國家先進的國家，更想了解的其實是，「委內瑞拉怎麼會成為拯救西方古典音樂的奇蹟國度？」，連素來以教育著稱的芬蘭，都忍不住好奇的問道：「我們可以從委內瑞拉的音樂教育中學到什麼呢？」

    　「音樂，可以改變我們的世界。」荷西安東尼奧阿布瑞（Jose Antonio Abreu）、「西蒙波利瓦」青年交響樂團的創辦人說，「我一直有個夢想，希望委內瑞拉的每個城市都有交響樂團」。在一項早餐會上，我站立在這個虛弱瘦小的委內瑞拉前任文化部長面前，思忖著，到底是什麼動力驅使這位禮貌的老鋼琴家與經濟學者，三十四年前決定在自己落後貧窮的國度中，展開自己的夢想，相信可以透過音樂來改造社會的教育計畫。

    　阿布瑞的計畫不在於培育多少傑出的知名音樂家，而在於藉著音樂教育的普及化，讓窮困家庭的孩子也有機會接觸音樂，學習樂器，保護青少年走向犯罪的道路。一九七五年，阿布瑞首次聚集了十一名兒童在委內瑞拉首都Caracas的一個地下停車場，為一項音樂會進行排練。第二天，卻多出了十四名年輕人加入排練。到了第三天，總共來了七十五名年輕人。大家都想參與練習與表演。

    　這些孩子有的來自中產家庭，但更多是貧窮家庭的小孩，以及流落街頭與毒品為伍的少年人。阿布瑞「每個城市都有交響樂團」的音樂之夢，於是發展成為一項與音樂結合的社會教育運動。他們主動走到窮鄉僻壤、少年監獄，把樂器送到買不起樂器的孩子手中。他們鼓勵孩子在共同練習中，相互激勵，即使是初學者也可加入樂團，一起練習。如此，三十四年下來，從十一個孩子開始，委內瑞拉目前共有一百二十五個青年交響樂團，超過二十五萬名的青年音樂家。無論那個政府執政，支持這項計畫的經費均有增無減。

    　面對來自國際的讚譽和稱慕，阿布瑞卻說，「預算十分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們有極為認真謙恭的老師，在這項計畫頭五年，分文未取。」阿布瑞強調的是委內瑞拉音樂教育的成功，最重要的仍在於個人奉獻和回饋的基礎上。我相信，這是他們成功的靈魂。在倫敦首演彩排中，已是國際知名指揮的杜達莫像樂團大兄長般，調度指揮每個樂符和細節。樂團老師們一字排開坐在觀眾席聆聽，給予意見。整個排練，親切中透露出紀律與尊重。

    　音樂改變了這些孩子，古典音樂不再只是中上階級和文化菁英的特屬品。「如果不是參加樂團，我現在可能已經死在街道上的某個角落了！」一名十七歲喇叭手說，他從未聽過古典音樂，更未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演奏古典音樂，「音樂像一道光芒，照耀到我和其他跟我一樣窮苦的同伴。」

    　阿布瑞說，他希望不只是委內瑞拉，而是整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都能共同起舞，藉著音樂來改變全世界。（clchiangr@yahoo.com）

    　不久前，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在一場演講場合裡，勸他的台大電機系學弟妹「考慮轉系」，引起不小震撼。

    　但對最優秀的腦袋而言，轉系卻可能是最難答的一道題，因為這個動作的下一步充滿了不確定性，同時也在短期內沒有任何正解保證。選擇何去何從，不但困難，對最優秀的腦袋而言，尤其如此。

    　長期以來，台灣最優秀的腦袋在他們的受教育生涯裡，經常是最沒選擇欲望的一群，或者更嚴重地說，是最沒自主性的「羊群」。面對即將踏入的大學生涯，他們其實只能連結「最高分」或「第一志願」的類組科系，至於在「最高分」與「第一志願」這個代名詞背後的實質內容究竟是什麼，則更多是取決社會流行意見、家庭期待與未來的經濟報酬。從某個角度來看，許多最優秀的腦袋根本是過早放棄了自己探索人生的機會。

    　曾有一位資深醫師跟我說過，幹這行毋須絕頂聰明，但絕不能悖情逆性，因為技術可以教，而人格、興趣、熱情，卻很難透過上課來改變。遺憾的是，他確實目睹了若干不適合當醫師的學生，而這種錯位之所以不斷重演，其中一個狀似荒唐，卻又在我們社會裡幾乎是毋須說的共識是：當初考那麼高的分數，不填醫學系可惜。

    　連日來，關於台生大量赴波蘭習醫，以及醫學教育擬朝學士後醫學系改制等爭議，皆凸顯了下列兩難：一方面，次優秀腦袋卻合適從醫者如何與「第一志願」窄門取得協調的問題；但另一方面，如果我們的社會流行價值不變，教育不是解放自己的人生選擇，則就算開再多的軌道，則也只是讓不甘飲恨者取得入場券而已，未必是最合適者勝出。

    　同樣地，當公務員與國營事業徵才也因景氣不振，而變成分數堆砌出來的就業「第一志願」時，它的隱憂便是所有考生都只在乎能否錄取？而與這份職業的相關承諾無涉。若然，則台灣將會擁有全世界最嚴格錄取標準，卻是公務意識最淡薄的文官隊伍。

    　如果最優秀的腦袋不是遍地開花，而是對社會流行意見的齊一臣服，則其羊群效應也將是某種社會風險的製造機制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便回憶到，過去三十年來，美國的經濟學高材生如何瘋狂到金融圈朝聖，彷彿不進華爾街就等於才智浪費。但問題是，當最優秀的腦袋都在錯誤的方向、擠在同一個地方、幹同一件事時，卻讓全球經濟被這群人捅了個大窟窿。

    　現在，英國也已有人在這個金融風暴的低迷時刻，慶幸塞翁失馬焉之非福。當最優秀的腦袋都免不了大量失業，被迫離開金融圈後，或許也正是改變英國那種金融─消費導向的畸形體質的契機。

    　假使電機系第一志願的光環不再，我倒希望未來的台灣各個領域都有敬業樂業的傑出者，優秀的農夫、廚師、公務員…，而不是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重新找一個新的「第一志願」取而代之。